美国在当下的政治氛围下，今年11月刚刚结束的淡季选举则完全不同。从年中结束的党内初选到11月初进行的两党选举，其结果都代表着对许多关键问题的解答：民主党内繁多的进步主义政策中哪一些会被选民接受？经济、教育、种族平等、警察暴力，美国大多数民众究竟对这些关键问题持怎样的态度？共和党一方否认合法选举结果的努力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成功？从这些结果中，又能怎样预测明年中期选举的走向？
一、“批判性种族理论”：
共和党如何用“文化战争”在弗州取得胜利？
在这些选举结果中，让各方情绪起伏最大的，定属弗吉尼亚州的州长选举。作为南方州之一、美国内战中南方邦联的“首府”所在地，政治氛围长期保守的弗州，在近20年里向进步主义和民主党方向进行了明显而迅速的转向。奥巴马不仅两次轻松赢得了该州，希拉里在2016年大选中甚至与共和党对手拉开了更大的差距。民主党分别在2017年和2019年完全赢得了州政府和州议会的控制权，不难猜到，去年11月，拜登更是以超过10%的优势赢得了该州。这种变化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既包括人口结构的变化、少数族裔选民的增多，也包括城郊中产选民对特朗普的强烈厌恶。而从2019年开始由民主党控制州政府和州议会的弗州，也见证了民主党可以达成什么样的执政成果：废除死刑，控枪，扩大投票权，保护堕胎权，扩大医保覆盖率等等。
2021年11月2日，美国弗吉尼亚，弗吉尼亚举行州长选举 ，观众们在观看投票情况。民主党候选人、前州长特里·麦考利夫与共和党候选人格伦·扬金的选情胶着。
所以，这场选举结果不但决定了这些大胆、务实的改革是否能够顺利继续，同时还是明年中期选举的一次预演：不仅弗州由蓝州变色的后果本身让在两院仅有最微弱优势的民主党难以承受，而少数族裔和城郊居民这两个在弗州起重要作用的选民群体，也同时是民主党在多个摇摆州所依赖的。民主党的州长候选人也相应地显示出其对待这场大选的审慎，提名了曾在2014-2018年任州长的泰瑞·麦考利夫（弗州法律规定州长最多只可连续任职一届，但可以在任期不连续的前提下重新参选），无疑，这是一个同时意味着经验、稳定和已有知名度的选择。相比之下，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格伦·杨金（Glenn Youngkin）则是一位不具备任何政治经验和知名度的投资公司高管。竞选初期，麦考利夫的确保轻松保持着民主党所占的优势，直到杨金复制了共和党今年以来在全美多地使用的剧本：在学校教室展开的“文化战争”，激烈反对有关口罩、疫苗等疫情防护措施的实施或对性少数学生的包容政策等等，并将自己一方的立场塑造为站在家长和学生的“自由”一方。
在去年数个非裔美国人死于警察暴力的悲剧和其在社会各层面引发的种族正义诉求后，以白人基督徒为选民核心的共和党在这场文化战争中也相应地找到了最佳的稻草人：他们在一些反种族主义著作的注脚、引文中找出了“批判性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这样一个概念，将它刻意曲解为一种极端的“黑人特权”、“黑人至上主义”，并称许多美国公立学校正将这个概念“强制灌输”给学生们。但事实上，这个概念是民权运动时期的法学界用来解释“系统性种族主义”的存在、即回答“为什么种族主义并没有随种族隔离等压迫性制度的废除而一同消失”，它不仅不极端，而仅仅是一条艰深学术性极强的法学理论，因此自然没有在任何一个中小学内被传授的可能；但保守派则有意不解释这个概念的真正含义、背景，将一切探讨美国种族主义历史的课程和材料都笼统地放在这个概念里，抹黑为是在教给孩子们歧视白人的“逆向种族主义”、“仇恨美国的历史和理想”——这一切显然都是不符合事实的，而单纯为了挑起一部分白人选民对注定改变的美国人口结构、少数族裔在社会各个层面诉求的本能恐惧。
遗憾的是，这种带有鲜明种族主义色彩的策略在弗州被证明是有效果的。共和党的“转机”发生在第二场候选人辩论中，在此前一个星期，弗州内一个地区的学校系统迫于来自学生家长的骚扰和压力，将两本以倡导多元主义和性教育的书从学校图书馆中移除，尽管这两本书在许多学区都广泛使用、并且均获得过来自美国图书馆协会（ALA）的奖项，完全不像涉事家长所描述的那样包含“不恰当内容”；这也并非一起孤立、自发的事件，而是上文提到的共和党“文化战争”的一个中心部分，在许多地方的学校校董会上，都有保守派宣传鼓动下的家长愤怒要求学校禁止以种族主义历史、多元主义、性教育等为主题的课程或图书，已经有许多教育者表示自己的正常工作受到了这类闹剧的严重干扰，其中甚至有人在威胁下被迫辞职或被辞退。
自然，教育不应该任由这些被特定宣传鼓动的行为干涉。当这起事件不可避免地在第二场州长候选人辩论中被提及时，杨金将事件片面化为家长在孩子教育中所承担的角色问题，说他“相信家长有权利决定孩子所受的教育”，面对这种误导色彩严重的简化，麦考利夫犯下了整个竞选过程中最为严重的一个错误：他没有打破对方对事件的定义、指出其中共和党试图从教育中抹去种族正义和多元主义的事实本质，而是未经思考地回答说他“不认为家长应该告诉学校如何教育他们的孩子”。了解事件前因后果的人自然不会觉得这种表述有什么问题，但对于绝大多数没有紧密跟踪选情的人们来说，在单看这句表态时，感受到的则是对于家长对孩子知情权、监护权和爱护心的敌意。共和党迅速将麦考利夫这一句失误表达截取出来，做成各种形式的竞选广告，杨金甚至开始以此作为自己竞选的中心议题——自己将成为一位重视教育、重视家庭的州长，不让孩子受到口罩、疫苗等防疫措施的“禁锢”或“批判性种族理论”的“灌输”。在选战的最后一周，杨金放出了一个以此为主题的竞选广告，在广告中，一位母亲忧心忡忡地讲述自己如何在孩子拿回家的学校阅读材料中，发现了非常多“不适宜”的内容，称这些内容甚至让孩子开始做噩梦，并因此成功游说共和党控制的州议会通过了一项限制学校教学中涉及“不适宜内容”的法案，却被当时在第一个州长任期内的麦考利夫否决；这个广告无疑又一次旨在将麦考利夫和民主党刻画成站在爱子心切的家长的反面。但事实上，这位家长所提到的著作，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最具盛名的美国非裔作家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代表作《宠儿》，而所谓“不恰当的内容”则是其中对黑奴遭到暴力对待的描写；广告中的母亲，其实长期以来是一位共和党民间活动人士，她的儿子在日后曾在特朗普白宫内实习，大学毕业后至今就职于共和党国会委员会。
杨金的策略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加密过的种族语言（racially coded language）”，即不同群体从中实际听到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共和党最硬核的基础选民，即生活在农村或城郊地区并带有种族主义偏见的白人，当然是能听到、并乐于听到与响应所谓“教育”议题中的种族主义信息的；大量对政治不够热衷的普通选民则容易搞不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被共和党和杨金一方的简化所迷惑，所看到的仅仅是杨金在承诺会给予“教育”这个主题远超出对手的专注；而只有同时身处保守派回音室外、又对选情保持着不间断关注的人，才能完整理解所有的前因后果，看清这背后是共和党危险的种族主义“文化战争”的一部分。而显然，去年大选中拜登在弗州所获得的胜利，是反感特朗普的粗俗、种族主义的许多人联合所获得的，而杨金将本质上并无太大区别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加密”以后，就难以避免地将选民中一大部分拉回了共和党阵营。
在教育议题以外，杨金的整个竞选过程都遵循了此类策略。他的主张中几乎覆盖了“特朗普主义”中所有最危险的部分：他附和了特朗普有关“选举欺诈”的谎言，为压制少数族裔投票率甚至在未来无故废除合法选举结果奠定了基础；他继承了特朗普时期共和党对科学疫情防控措施的敌意；他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反堕胎立场，称自己会签署限制堕胎权的法律。但同时，他的整体形象又是一个温和、传统的罗姆尼式共和党人，有商界出身的背景，是弗州人向来青睐的政治“外来者”身份，说话温和，关注超市物价、社区安全等民生话题。《纽约时报》政治记者丽萨·莱尔（Lisa Lerer）总结道，杨金把握住了“让特朗普支持者80%如愿”的平衡，因为这已经足够在吸引住他们的同时而不“吓走”讨厌特朗普粗俗、无理、直白展露种族主义但依然心存共和党倾向的相当一大部分选民。麦考利夫和弗州民主党当然也看出了这种策略，他在竞选中自然也从没停止将杨金和特朗普绑定的努力，指出“给杨金的一票就是给特朗普主义的一票”。但既由于对前因后果的解释无法像对手的消息一样便于简化，也由于保守派拥有包括脸书频道、福克斯新闻和极右翼地方电台等一整个信息垄断的回音室，麦考利夫对杨金的这种定义一直没能很好地传递出去。而全国性的现状也并不利于民主党：人心惶惶的阿富汗撤军，挥之不去的疫情，有所上涨的物价，混乱的南部边境......尽管这些问题几乎都是由特朗普时期的糟糕决策制造的，但很多人还是本能地认为对不乐观现状的责任应该由拜登政府和民主党所承担。
因此，在竞选后期，尽管全国各地的民主党人意识到了弗州选情的危险并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杨金和麦考利夫间的差距依然在不断缩小，直到临近选举日前甚至出现了反超的趋势。在选举日当晚，杨金最终以近两个百分点、六十三万票的优势取胜。不仅如此，副州长、州检察长两个职位和州议会的多数也都由蓝转红。在选举日前一天晚的演讲中，杨金称，自己当选后会立刻“在教室中禁止批判性种族理论（的传授）”，从今年以来其他订立了类似法律的红州来看，这将会重创学校内历史课程的全面和客观程度，在教师和学生中制造寒蝉效应；除此以外，所有人都不敢确定，控枪、改革医保、扩大投票权等等有重大意义的改革，在这个近二十年以来一直在不间断转蓝的州是会戛然而止还是顺利继续。
二、“削减警力”：纽约民主党内部竞争的焦点
除在弗吉尼亚和新泽西举行的州级选举以外，在纽约市、波士顿、明尼阿波利斯、水牛城、亚特兰大等一系列在全国政治中颇具影响力的城市也举行了重要职位的选举。由于绝大多数大、中城市都是民主党掌握绝对政治优势的地区，这些选举结果所展示的，则是民主党内部对进步主义政策不同诠释和表达间的竞争。在去年多起非裔美国人死于警察之手的悲剧后，“黑命攸关”运动让从根本上解决警察暴力问题成为了之后的一年半里进步主义政治的核心之一，“停止资助”甚至“彻底废除”警察（defund/abolish the police）的呼声也得到了相当多的响应。自然，警察、治安相关问题也在今年这些地方选举中承担了相当大的角色，但结果却不是这些改革的呼吁者希望看到的：在黑人青年弗洛伊德死于白人警察膝下的明尼阿波利斯市，市民需要面对一项用新增“公共安全部门”来取代警察局的公投提案（ballot measure），若通过，这个新增部门将用更少侧重于警察、更多侧重于社工或精神健康专业人士的思路维护治安，并接受市议会更严格的监督。但尽管在当地已经广泛存在现存执法制度中存在诸多顽疾并急需改革的广泛共识，这个提案却由于对新设替代部门的描述过于模糊，而并未得到多数市民的支持，包括明尼阿波利斯市长、明尼苏达州两位参议院在内的多位民主党政治人物也对其表达了反对。同时，在纽约州的水牛城，同属民主党籍的两位市长候选人中，现任市长以一万一千多票的优势击败了另一位支持“削减警察经费”等更加激进改革的候选人从而成功连任。
而在这个议题方面最典型、最具重大影响的选举发生在纽约市：11月2日晚，在投票处关闭仅十分钟后，美联社便宣布民主党候选人、现任布鲁克林区主席艾瑞克·亚当斯（Eric Adams）获胜。这在民主党占绝对优势的纽约市自然毫不意外，而这场选举中值得关注的则是亚当斯赢得民主党初选的过程。在一众候选人中，亚当斯乍一看好像并不属于被多元、进步底色浓厚的纽约所青睐的：在从政前，他做过近20年的警察，最高任警队队长，在这次竞选中也强调了自己的这个身份，成为主打“公共安全（Public Safety）”议题的候选人，并反对进步主义阵营对削减警费等较为激进的改革，与其他多位候选人的主张形成鲜明对比。但与许多人的预期正好相反，亚当斯最终得到了十分多元的民主党选民最广泛的支持，尤其在布鲁克林、布朗克斯等工薪阶层少数族裔市民集中的地区格外受欢迎，也得到了如阿尔·夏普顿牧师（Rev. Al Sharpton）等民权活动者的帮助和支持。为什么这个传统印象里民主党最可靠、最进步主义的选民群体会将胜利给予亚当斯这样一位带有“温和派”标签的前警长呢？因为细看之下，亚当斯的主张和政策其实比很多人习惯性使用的“温和派”与“进步派”的二元对立视角要细微、复杂得多。
亚当斯本人对这种叙事也多次表达了反对，他在许多采访中也都强调，自己“是一位进步主义者”，只不过同时是“实用主义者”。熟知他警察职业生涯的人都不会对此感到意外。在布朗斯威尔的工薪阶层社区里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长大的他，很早就经历过黑人社区与警察间的紧张关系，甚至曾经是警察暴力的受害者，在15岁时和自己的哥哥一起遭到过纽约警察的殴打，在16岁时更是见证了一起影响力颇大的警察暴力事件：一个和自己同龄的黑人高中生在无故遭到警察近距离射杀后，涉事警员却因被裁定在事发一刻“精神失常”而被判无罪。在思考身为一个黑人青年自己可以为改变现状做出什么时，亚当斯受到了当时一位民权活动家的话的启发：“有些人需要在系统外（改变系统），有些人则需要在系统内，来从内部搞清为什么这些暴力事件会发生、为其他警察树立榜样”；成为警察、从系统内部带来改变也就成为了他的目标。早在警校学院时期，就和为另一起警暴事件辩护的上级产生过公开、激烈的争辩，他的整个警察职业生涯里，也一直在尖锐地识别与批评警察系统内的问题：对轻罪少数族裔年轻人过高的逮捕率，黑人警员在警队内部所承受的种族主义，在前市长布隆伯格任期内对“拦截并搜身（stop and frisk）”的滥用和其对少数族裔市民不成比例的影响。他也善于通过媒体、公开发声等等途径将自己的倡议传递出去，成立了连结非裔社区和警队、监督警察暴力问题的倡议团体“100位在意（解决问题）的非裔执法人员（100 Blacks in Law Enforcement Who Care）”，用“成绩单”的方式为警队雇佣、提拔人员的多元性“打分”，并多次针对如截停搜查等存在问题的做法在听证会作证、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表达自己和其他非裔警员的不满等。他在晋升等职业前景方面也因直言而做出了不小的牺牲：由于警局领导对警队队长（Captain）以上职位的任职有较大的控制权，亚当斯便一直没能继续晋升，并最终因为对布隆伯格的一次批评“违反了警局内部政策”而被迫离开警队。
这些经历给了他在竞选过程中谈论警察与公共安全问题时的可信度：一方面，他知道少数族裔社区的忧虑除了警察暴力以外，还有由于枪支泛滥而生的公共安全问题，所以，一些年轻的进步主义活动人士在不加解释地呼吁“废除警局”难免引发他们对日常生活安全的担心；而另一方面，他低收入少数族裔社区的出身、长期以来对警察暴力问题的直言不讳，让他既有许多合理而可操作性强的方案，又知道如何成功地将自己的方案解释给选民：他称自己对劣迹警察“零容忍”，支持禁止警察使用去年造成弗洛伊德死亡的颈部压迫动作（chokehold）与降低警察整体的军事化程度；他能够意识到许多“犯罪”的根本原因其实是精神健康和教育缺失问题，这意味着雇佣更多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参与公共安全领域的工作，并将此与他的教育政策结合；在具体执行方面，他希望借用自己早期通过创立一套数字统计系统来降低地铁内抢劫案数量的经验，建立一套精准统计警方执法质量的系统，及时确定并处理围绕哪些地区、哪些警员出现了针对无辜少数族裔市民过度执法甚至使用暴力的问题。对他来说，“保证公开透明程度是关键”。
细看下来，他的主张中相当多的部分，其实和“停止资助警察”的主张中得到最广泛响应的部分有相当大的重合度，其中包括精神卫生专业人员对执法程序的参与，更包括对许多所谓“犯罪者”本质的认知：他们中的一大部分，其实是现存系统性社会不公的受害者，拥有阅读障碍、学习能力欠缺等问题的同时没有得到教育系统的认真对待；他引用南非图图大主教的比喻，说自己要通过在教育、家庭、社会福利等领域改善这类少年儿童的境遇，来“从河的上游防止人掉进水里”，而不仅仅是“将人从水里捞出”。事实上，许多媒体称他对运动持“反对态度”其实是一种过度的简化：他说自己认同这场运动中将重心从对犯罪的“暴力干预”向“软性预防”挪动的必要性，但只是同时希望在这个转向过程同时不放弃必要的“干预”，同时也说自己完全理解运动中许多年轻活动者的沮丧，并期望他们给自己“尽可能地施加压力”。
纽约市现任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在竞选中，所打出的是相比亚当斯要偏左得多的进步主义旗帜，但在上任后，却由于警局借用公众对犯罪泛滥的恐惧向他施加压力而无法顺利将预想的改革推行下去，导致在他的八年任期内这方面的改革成果寥寥。相比之下，对警队制度与工作方法有深入了解、能把程度相近的改革政策用不同语言表达出来、同时能得到各阶层市民认真聆听的亚当斯，需要证明自己能够在接下来的四年或八年中取得更大成果。可以预见，两者间的对比会为未来民主党和进步主义阵营中选择最有效的警察系统实施改革方式提供一份重要参考。
三、"淡季选举"的预言
尽管选举夜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但媒体、专家依然在高密度解读今年淡季选举所传递的信号。这是因为它的重要性如何形容都不为过：当美国两党制中的其中一个政党，已经拒绝承认选举结果，并对司法、媒体、三权分立、世俗主义等每条美国赖以生存的机构和原则展开了攻击，同时无论在州级还是联邦级，在疫情应对、基建、教育、福利制度改革等方方面面也都丧失了执政的能力甚至意愿时，其在明年的中期选举取得大规模胜利的后果是不敢想象的：不仅拜登政府任何对普通美国人生计来说十分重要的改革都会被无差别阻挠，2024年若共和党候选人无法通过正当手段赢得选举，一年以前因为其不掌握两院而没能进行的“合法政变”则完全会成为可能。换句话说，明年中期选举的结果，一定程度上将会预示出对美国和世界来说最可怕的情形会不会在未来上演。自然，民主党和任何不希望看到这样画面的人都需要尽快地从今年的结果中总结经验教训。
如上文所说，虽然纽约市候任市长亚当斯政策主张的成功与否还有待观望，但他在初选中的取胜起码可以视为今天民主党选民对党内最有效声音的一种筛选，尤其是给他最多支持的少数族裔工薪阶层选民，将对民主党在未来所有选举中都至关重要。从他的胜利中可以看出，对于特定的进步主义政策，更加细致、具体地宣传其怎样实施、能为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改变，并选择在相关方面有专业经验并能获得本地社区信任的“代言人”，是比单一使用意识形态色彩较强的口号要更有效、能激发更多选民热情的沟通方式。好在民主党中越来越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宣传基建法案和“重建美好法案（Build Back Better Act）”这两个拜登第一年任期内的最重要立法成果时，白宫和国会议员越来越多地开始简短而有针对性地指出其中关乎民生的具体项目，如提供带薪病假、降低胰岛素等基础药品价格、保证人人享有可负担的育儿服务、使社区大学免费等等，而避免使用诸如“社会福利和气候支出法案（social spending and climate bill）”这样具有进步主义色彩、却容易被共和党污名化为“浪费税金”的表达。而民主党占据绝对优势的大中城市内也确实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共性问题，其中包括亚当斯所提到的高犯罪率、高谋杀率，也包括过高房价导致的无家可归群体、资源分配不公的公立学校系统等等，而面对这些问题最为脆弱的往往正是民主党试图代表和争取的少数族裔社区。直面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有利于回击对手“虚伪”、“缺乏执政能力”的指控，更可以同时将选民解决这些问题的迫切需求结合进诸如控枪、强化社会福利网、改革教育系统等进步主义政策中，让这些选民看到，民主党的确是在意民众福祉的，而并非是东西海岸的离地精英。
而弗吉尼亚州长选举中可以吸取的教训，则是专注所谓“黄油与面包（Bread-and-Butter issue）”的民生问题同时，不能忽视浸泡于特朗普主义的共和党所蓄意挑起的种族主义文化战争，尤其是诸如围绕“批判性种族理论”的“争议”这种上文所说的“加密过的种族语言”，民主党不能自动指望选民自动看清并拒绝其种族主义的本质。对此，不少民调、公众舆论等方面的专家指出，民主党应该在几个方面同时有所行动：首先当然要利用每一个机会清晰传递如公立学校中并未传授“批判性种族理论”、许多家长对学校下架教学内容的“诉求”既非自发也并不合理等等事实，同时不再回避这种假信息中的种族主义色彩，清晰点明共和党政客与保守派活动人士并非在关心孩子们的教育，而是在试图掐断整个关于美国种族历史的讨论；对这段历史的讨论、反思本身更不能因惧怕诸如“过于激进”、“传播对美国的仇恨”等等的攻击而停止，而要更加强调这种反思中和“美国价值”相向而行、从而能最大广泛凝聚社会共识的一面：反思、修正历史中种族主义的部分，并不意味着否定在政治文明方面美国建国者们许多制度与思想的开创性，而是补足他们所许下的美好承诺中“言行不一”的部分，今天的反思也正是南北战争、废奴运动、民权运动等等时刻的延续，这些以非裔美国人为主的无数边缘群体在痛苦甚至牺牲下取得的进步，才应该被放置于美国的历史叙述的中心位置；而以此凝聚起来的对“美国身份（American identity）”的共识，完全不一定是消极、丧气、悲观的，反而可以是骄傲而充满“实现诺言”的使命感的。奥巴马的胜利就完全是这样一种叙述的化身，他的肤色不允许他忽视美国的种族问题，于是他便反而将这个独特位置利用起来，将承认、战胜种族主义顽疾刻画为一件鼓舞人心同时极具美国色彩的使命，最终，他身为第一位黑人总统，在白人选民中的得票率是自克林顿以来最高的。换句话说，主动直面共和党挑起文化战争的主题，并随之建立一套不意味着威胁、恐惧而意味着希望和使命的新叙事，对系统性种族主义的诚实反思将不再是一件给人带来过强威胁感的事情，保守派以此煽动恐惧的手段也就不会再如此奏效。
当然，从今年的“淡季选举”中究竟能得到怎样的经验、教训、预期的问题是同时存在无数种不同回答的，甚至能影响结论的数据、民调、舆论研究还在不断出现，而种种策略在着手实施后能否在明年中期选举以前的短短一年以内取得成果也依然是未知数，所以，在民主党和进步主义者的阵营内部还势必会有出于不同视角、阶层、出发点和方法论的争论；这甚至并非本质上相同的问题被第一次提出来：对于在2020年大选中民主党在白宫和两院内取得胜利原因的争论就从没有停止过。但一个广为存在的共识是，所有对美国乃至世界未来忧心忡忡的人都没有任何时间可以浪费，无论是在国会尽快通过关乎民生的立法议程、为摇摆席位制定竞选策略，还是一个个电话、一次次敲门地进行基层选民注册与动员，即刻开始行动才意味着整个国家停止向深渊转向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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