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的曾国藩觉察到自己与人相处“言多尖刻，惹人厌烦”，又有自傲态度，“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他通过深刻反省，立志彻底改正，在日记中写道：“前日云，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今忘之耶？以后戒多言如戒吃烟。如再妄语，明神殛之！并求不弃我者，时时以此相责。”
曾国藩反省、改过的决心之大、意志之坚，是不多见的。要保持内心的光明不灭，时时观照自己的过错，曾国藩认为首要在于“不自欺。”
他认为人有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而不肯下功夫去做，之所以做事无恒，修身不力，就是因为自欺，自欺就是一种逃避，非大丈夫所为，由自欺而终至于欺人。
做人只要能做到不自欺，首先扪心自问，不感到羞愧，那么做任何事都可以坚持到底并取得成绩。因此，曾国藩要求自己绝不能自欺欺人。
为了能及时发现和改正缺点毛病而不自欺，曾国藩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让亲人好友时时督促，请他们及时指出自己的过错；二是记日记，对自己每天的言行进行总结和反省。
清醒做人，洞达人情
曾国藩说：“行正大光明之事，亦须调剂人情，发明事理，俾大家信从，然后动有成，事可久。”
自律固然要严，待人不妨从宽。内心的光明要时时烛照自身过错，也要洞察人情事理，引导自己培养做事的才干。
曾国藩认为能做事的人都有脾气，同时也不忘强调，还是不能由着性子来。曾国藩沉浮官场几十年，由早期的不适应到后来的如鱼得水，可以说深知官场的人情世故，他有一句概括官场人情的话：“交情离合，有在情理，有不在情理。”
曾国藩举了毛鸿宾和郭嵩焘恩怨的例子。毛鸿宾早年在京城时，看到郭嵩焘的文章很有文采，就想与他结交，后来毛出任湖南巡抚，又屡次请他做幕友；等到毛鸿宾担任两广总督，就保举郭做广东巡抚。
本来毛鸿宾对郭嵩焘有恩，但是毛的能力平平，郭到任后，毛以恩人自居，两人又彼此争权，终至由恩生怨。
又举了自己的例子，和曾经被自己参过的李元度，终久还是重归于好，而对始终善待的左宗棠则始终无法关系亲近。
人与人之间，或亲近或疏远，有的是利益使然，也有的是不同个性脾气和不同处事态度造成的，洞达人情有利于做事，也让人对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保持一种豁达的心态。
曾国藩一针见血地指出，传闻中关系密切的胡林翼和官文，其实只是敷衍而已，并不是真心相交，官文城府极深，表面上推让，触及到其地盘则必定力争，幸好官文只是为了保自己的官位，没给胡林翼造成很大的麻烦。
可以说曾国藩对当时的形势及周围各色人等都洞若观火，他洞达人情而又能宽厚待人。
内心光明，良善正途
曾国藩说：“为善最乐，是不求人知。为恶最苦，是惟恐人知。”
人间良善是正途。人生百态，世相万端，每个人都有存在的理由，一枝花一点露。所有的社会行为标准规范都是相对的，但人性中的真诚、善良、慈爱、亲情等一些普世追求的内涵，却不会因为外部身份的不同而有差别。
心怀美好，内心光明，身处纷扰复杂之俗世，不碍有着出尘物外之清净心。因了这内心的一片光明，一片澄澈，不惹尘埃，所谓的困苦与劫难，都不过浮云罢了。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只是一段旅程而已，这段旅程是否美妙，是否有价值和意义，完全取决于自身心灵的感悟和观照，人生之不如意十之八九，如果总想着不如意，那一生过的就黯淡无光。
内心光明，就是每个人都能由此内心光明启发而去修身、做事，锤炼真实的性灵，如此世界才是绚丽多彩的，良善和谐的，我们的短暂人生才是美好从容的。
清醒做人，泰然处事
曾国藩说：“尽人谋之后，却须泰然处之。”
曾国藩以一介书生，领兵打仗，出生入死，战功赫赫，出将入相，可谓功勋卓着。可是他多次感叹道：“凡成大事，人谋居半，天意居半。”“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
这些话语重心长，却不是什么宿命论，而是阅世至深，深知做事之不易，“尽人事，听天命”，不是过来人，难以体会其中真意。
曾国藩处事泰然，由此批评自己的学生李鸿章性子急，遇事缺乏耐性，曾经对幕僚赵烈文提到自己两三年的时间里，被参七次，总是以不变不动来回应，若是李鸿章恐怕没有这样的耐性。
曾国藩有一次闲谈时，对赵烈文说自己临事只是一股不怕死的精神，把生死置之度外，刚创办湘军那会儿，几乎所有人都表示怀疑，非议和诽谤也很多；
靖港之败后，更是受到湖南地方官僚的指责和谩骂；咸丰四年以后，在江西作战数载，遭遇挫折，经历了各种磨难，更是成了众矢之的；
咸丰八年重新出山后，朝廷忽而让进兵四川，忽而让援助福建，自己丝毫不能做主；到了咸丰九年，因为得到湖北巡抚胡林翼的支持才有后来的发展。
曾国藩就是在长期艰苦的磨练中，形成了泰然处事的态度，内心的修为已经达到化境，做事成功也就是水到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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