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故宫“看门人”单霁翔果断叫停了已经启动12年的故宫百年大修。一年后全国政协的一次座谈会上，单老近乎“哭诉”的解释了个中缘由：老工匠到了退休年龄无法返聘,是停工的最主要原因之一。院里“八大作”的传承人因年高老迈相继离开，而年轻工匠尚不能挑起大梁。
近年来，“人工将被人工智能取代”的话题频现热搜。实际上，这种对人工智能的焦虑已经蔓延了将近一个世纪。然而直到现在，甚至可以预见的未来，工业产品的高度依然离不开手艺人的才华托举。
能工巧匠是制造业中的稀缺资源，从过去到未来一直都是。工匠操作是制造链上的最后一环，决定着最终的成品是精品还是次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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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不足，手艺来补
新中国的工业自诞生以来，就在强国时而援建、时而封锁的环境中蹒跚前进。基础科研和工艺技术都屡受制约的条件下，产业工人队伍异军突起，依靠手工技术的突破，成为新中国工业建设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建国后的中国工业，机床设备落后，几乎只能完成钻孔、车外圆、铣平面等简单操作；工艺流程粗放，只能对工种、顺序和结果做说明，无法对操作过程进行指导；操作环境更是简陋，尚不知标准化厂房为何物。频繁技术封锁倒逼“自力更生”，种种先天不足倒逼“艰苦奋斗”，中国产业工人以这八个字作为精神指导，摸索出了一套“工艺+手艺”高效协同的模式。
1970年某车间技术比武
不同于西方国家按部就班的标准化、规范化操作，中国这套模式更充分地发挥出了操作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在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培养出众多手艺精湛乃至拥有独门绝技的技术工人。
2014年5月，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的钳工组接到了为ARJ21-700飞机起落架钛合金作动筒接头特制件制孔的特急任务。36个孔，精度要达到0.24毫米，不到头发丝的一半，还必须保障孔位不偏移。而研制周期非常紧张，根本来不及等数控机床的编程。
被誉为“航空手艺人”的胡双钱临急领命，但他能依靠的只有一台传统铣钻床和一个钳工工具包。校验钻头和铰刀、加工过程中的冷却、“圆柱销”辅助定位、钻套引导，这些在工艺操作手册中完全不会涉及到的“细枝末节”，曾让胡双钱攻关了无数疑难件。这一次，钻孔同样是一次交检通过，胡双钱35年100%合格率的神话始终不破。
中国早期集成电路发展，也是大量依靠“能工巧匠”来弥补基础研发的不足。老一辈集成电路科学家王守武在行业里被誉为“八级钳工”。光刻机时不时渗油，椭圆偏振测厚仪小毛病不断……都是王守武亲自上阵，趴在地上查原因，换配件，一点点调整过来。基础辅助材料、超纯水、MOS级化学试剂，也是他一次次测出来的。
靠工匠手艺弥补生产工艺上的不足，让中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产业英雄和劳模的奇迹。但这毕竟是中国在特殊时期的无奈之举，与现代工厂的管理理念背道而驰。短期内虽然高效灵活地解决了眼前问题，却在传承性和可持续性发展上遭遇瓶颈。
手艺与工艺，不可偏颇，如同一把剪刀的两片，合在一起才能发挥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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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精工的得与失
上世纪80年代，数控加工在欧美和日本逐渐普及。自动化生产线、无人工厂从概念变成现实。一时间，精密仪器代替技术工人的浪潮汹涌而来，“工匠手艺”似乎面临被淘汰的命运。
然而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自动化程度再高、再精密的机械也只能在可控、可测的场景下操作，而加工过程中最精微的窍门，只有每天与工件、产品和设备打交道的操作者才能掌握。人们发现，越是高端精密的行业，越是离不开手艺高超的工匠。
日本京都府长冈市一条不起眼的小街道上，有一家百年老厂木村制作。这家仅有37人的工厂从事着超精密的非球面加工，用于制作光学透镜的生产模具，精度高达纳米级。这些模具加工出来的光学产品被广泛用来制造信息处理、IT成像或者感应设备，是物联网设备的关键元器件。木村制作所生产的模具，即便采用了先进的数控加工技术，最后的精加工也要依靠手工修正。
这种“小而美”的企业在日本并不鲜见，哈德洛克工业株式会社、北岛绞制作所、小林研业等企业都是有着深厚根基的精工作坊，每家企业都有自己的独门绝技。比木村制作所更精小的是小林研业，只有5名员工，这其中还包括了老板小林一夫本人。但就是这5个人，承揽了苹果公司ipod背板镜面刨光1.3亿美元的订单。
小林研业是一个家族企业，过去90年都只做着汤勺、烹饪用具等低端产品的研磨加工。即使员工不多，也能以高品质、好口碑在业内立足，甚至一度垄断了真空焖烧锅内胆的研磨业务。
小林研业社长小林一夫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小林研业平淡安稳的日子开始遭遇来自发展中国家竞争者的挑战。小林一夫到中国工厂实地调研，看到生产线上几十号工人麻利地分工合作，不由感慨：
“这样的方式，无论我们四五个人如何努力研磨也毫无胜算。”
此后几年，小林研业一些其它业务也被劳动力成本更低、产能更大的马来西亚工厂陆续抢走，小林一夫终于承认在这一领域里已经丧失了优势。
没有量产优势，工匠们必须向更高附加值的领域钻研，占据为数不多的精尖细分市场，从而避免被大规模的流水线工厂所淘汰。
流水线分工作业为这些技艺精湛的工匠们提供了一条出路：通过模块化分解来细化工艺流程，以此降低对操作者的要求，甚至可以借助数字化、自动化的工具来实现产能的提升，而工匠们则专攻高精尖的技术环节。
抢占了小林研业焖烧锅研磨业务的中国工厂，短期内招募的操作工人不可能一下子就具备工匠们几十年经验沉淀出来的手艺，但是却可以通过短时间的上岗培训，把整个操作流程中的一两个小环节做到尽可能完美。
这种模式有点类似医院的分诊制度，通过规范、细化的检验流程将患者进行分流。轻症和一般病症由普通医师处理，危重和疑难杂症交给专家问诊。
在制造业的链条中，人们常常容易忽略的一个现实是——越是高端精密的生产越像手工作坊，关键环节由卓越工匠精心雕琢；反而是产品精度要求不那么苛刻、且标准化程度较高的产品，才适用于规模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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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不能言”的缄默知识
ipod问世时，不锈钢背板如镜面的光泽震惊世人。800度以上级别的研磨，几乎与玻璃镜面相差无几。正是小林研业的5位老人，保持高水平研磨质量的同时能月产4万。他们打败了规模大工厂，再一次印证了手工技艺的价值。
研磨ipod背板的老工匠
与冰冷的机器相比，工匠们拥有神秘的优势：缄默知识，也称为隐性知识。
1958年，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Polanyi）把缄默知识的概念写入《个体知识》（PersonalKnowledge）一书，第一次尝试对这类难以用符码系统完整表述的知识进行描述和研究，并将其与显性知识区分开来。
手工操作中，缄默知识的传播矛盾尤为突出。老师傅多年生产实践中遇到的丰富场景，日积月累下来的手感和眼力，使那些高超的手工操作者对复杂因素形成了近乎直觉的判断和反应。他们电光石火之间的预判和动作，如同神秘的黑箱，很难通过语言、公式或者其他编码工具传播。
中国古人对此也早有总结，《庄子》中描写过一个制作车轮的老工匠，他说自己的技艺“口不能言，有数存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这大概是对缄默知识的最早描述了。
来自日本的知识创新大师野中郁次郎用四种活动概括了隐性知识的显性化过程，建立了SECI模型：
社会化（Socialization）、外显化（Externalization）、结合化（Combination）、内隐化（Internalization）。四种活动在组织内部不断交互进行，形成了“知识转移螺旋”。
SECI模型
然而，用模型来辅助隐性知识传播还只是一个探索，实际操作中依然面临诸多困难，尤其将一板一眼的技术知识放到博大精深的中文语境里。
全国劳动模范机车钳工张素丽可以徒手摸出毛衣针0.02mm直径的细微差别，但是她总结的操作指南却远不如她的手艺来得精细：
“工件要装夹牢固，伸出钳口的部分不能太长；锯条要安装松紧适当，过松或过紧都容易使锯条折断；开始锯割时要逐步切入，左手大拇指挡住锯条定位；手的压力要小，往返行程要短……”
不能太长、松紧适当、要小、要短……都是无法量化的概念。中餐厨师带徒弟也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火候适中，酱油少许，盐适量，翻炒片刻”，但是对适中、少许、适量、片刻的分寸掌握，却取决于徒弟自己的感官和领悟。
这种描述上的模糊实际上可以通过定义得到部分解决。例如西餐食谱相对中餐会严谨不少，容量、克数、温度、计时器甚至设备都有精确说明，一个烘焙新手只要严格照此操作，也有很大几率可以成功出品。
2005、2010、2015年三届全国劳动模范徐小平谈到工匠培养，用了两句话概括——“多练生感觉，多记生数据”。这位曾经师从6位中国师傅，10多位德国师傅的大国工匠感慨：
“中国师傅教会我两个字叫感觉，德国师傅教给我两个字叫数据。”
徐小平朴素的语言，道破了缄默知识传承的两条主要路径：一条是重视“匠”的价值，通过长期观察模仿整体的操作行为来学习，先知其然，再知其所以然。一条是关注“技”的价值，让缄默知识“开口”，并通过编码进行高效传播。
前者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用来复刻操作行为甚至习惯。后者则更要把大量精力用于知识的拆解、编码、传递。但是吸收知识的过程，却都没有跳脱出标准化的逻辑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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