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 不少企业试水“共享用工” 相关法律问题亟

　　主要内容如下:部分企业盘活人力资源积极探索用工新模式“共享用工”相关法律问题亟待解决□本报记者王阳

　　部分企业盘活人力资源积极探索用工新模式

　　“共享用工”相关法律问题亟待解决

　　□ 本报记者　王 阳

　　今年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很多行业的阵脚。一边是“用人荒”，一边是“闲得慌”，于是不少企业（尤其是餐饮企业和零售企业）开始试水“共享用工”模式。

　　但有业内人士透露，有的公司推出的“共享用工”模式，就是利用平台分别与两家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提供任务的公司不负责员工的五险一金，只负责提供工作和一定的工薪，而员工的编制则留在一家不提供工作和工资的企业内。虽然看上去实现了员工收入的增加和公司支出的减少，但本质上看更像是劳务派遣。

　　采访中，有专家告诉《法制日报》记者，特殊时期，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尝试灵活用工新模式，盘活人力资源；让员工在企业之间临时流动，实现人力资源的再分配。但工资怎么发、社保怎么缴、发生工伤了怎么处理等问题，应该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日前表示，当前，一些缺工企业与尚未复工的企业之间实行“共享用工”，进行用工余缺调剂，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力资源配置效率。合作企业之间可通过签订民事协议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原用人单位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借出员工。原用人单位和借调单位均不得以“共享用工”之名，进行违法劳务派遣，或诱导劳动者注册为个体工商户以规避用工责任。

　　共享用工模式兴起

　　源于企业跨界自救

　　疫情期间，不同行业呈现出了冰火两重天的景象。当餐饮业、零售业门可罗雀时，生鲜电商、外卖买菜等却异常火爆，线上下单量激增，导致供应链中的分拣、配送等环节均面临人力紧缺问题，出现了“用工荒”。

　　2月3日，盒马鲜生超市公开宣布接纳云海肴、青年餐厅（北京）的员工到盒马各地门店工作，“共享用工”模式应运而生。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胡功群认为，这种“共享用工”模式是当下民企自救的缩影，若能得到大规模推广，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餐饮企业的资金压力。“‘共享用工’打破了传统的以行业划分为前提的竞争战略理论的限制，将整个行业价值链上各环节的关系变为价值和利益交换，以打造共生共死的商业生态系统价值网。同时，企业将社会问题和企业战略相结合，既可降低自身成本，提升企业效益，也可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提高品牌美誉度。”

　　《法制日报》记者采访得知，自盒马率先实施“共享用工”模式以来，一些企业也在积极探索开展其他自救方式。京东7FRESH发布了“人才共享”计划，邀请歇业的服务业人员临时加盟。苏宁物流也宣布，为工作受到短暂影响的人群提供分拣、包装、运送等岗位。同时，美团买菜、叮咚买菜，永辉超市、三江购物、步步高等纷纷发出“招工令”，招聘因疫情而无法复工企业的员工，以兼职方式解决眼下的“用工荒”。

　　据广东省湖北商会副会长王小冬介绍，疫情虽然造成了传统企业的寒冬，但是也给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带来了新机遇。企业可以借助视频直播平台，探索直播+零售的新商业模式，给传统业务注入活力。

　　“随着在线零售行业启动‘共享用工’模式，共享在各行业中不断出现新突破，逐渐从线上零售行业推广至物流业、制造业等行业，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扩展。”王小冬说。

　　分摊企业用工成本

　　促进资源合理配置

　　疫情暴发以来，人们为了配合政府的防疫工作，尽量减少出门，延迟复工复课，餐饮业、文化旅游业、酒店住宿业等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其中，餐饮业由于客流量大幅减少，供应链受阻，无法正常营业，但门店、服务人员等经营成本却在照常支出，已成为此次受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恒大研究院发布的相关报告显示，此次餐饮业在春节7天内的损失金额可能达到5000亿元。

　　据相关媒体报道，安徽最大的连锁快餐品牌老乡鸡董事长束从轩称，老乡鸡在全国的员工数量达到16000多名，其中直营店达800家。受疫情影响，初一至初七这几天的损失达到2000多万元。西贝莜面村董事长贾国龙也曾表示，西贝莜面村400多家连锁店基本都已停业，仅存的外卖业务只能达到正常营收的5%至10%。

　　2月12日，盒马宣布开启新一轮招聘，开放3万个岗位，包括总部采购、技术、运营等，其中配送小哥最为紧缺。根据盒马的预估，当前全国盒马的工作岗位缺口约为1万人，加上今年规划新增的门店，全年人才需求预计在3万人左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郭泽强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共享用工”对整个社会都是有好处的，促进了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原来因受限于合同问题、社保问题，员工不可能自由流动。而今，临时借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使资源实现更合理地配置，对企业来说也可以节省人力开支。

　　“就目前情况来看，‘共享用工’创造出了巨大效益，解决了许多现阶段待岗人员的收入问题，缓解了商超行业人力不足的现状，实现了企业和员工互助共赢的局面。”郭泽强说。

　　据了解，截至2月17日，沃尔玛全国400多家大卖场、社区店和山姆会员商店已入职兼职人员超过3000人。

　　北京律师肖东平分析认为，企业跨界试水“共享用工”，有多重意义。一是企业提升了自身在特殊时期的履约能力，快速形成大量劳动力供给和多地域同时响应。二是分摊了企业用工成本，是企业对自身存量劳动力资源价值挖掘的自救行为。三是便于将防疫期间的闲置员工统一管理、集中防疫。

　　发展前景值得期待

　　法律风险不容忽视

　　疫情期间，“共享用工”模式意外走红，缓解了许多企业和员工的燃眉之急，但其中也存在诸多法律问题有待解决。例如，“共享用工”模式究竟有多大的适用范围？成本和风险该如何防控？“共享用工”模式是应对疫情的临时之举，还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采访中，有专家认为，“共享用工”这个提法还有待商榷，之前的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都是指物品，而如果把人也共享，是将人“物化”的表现，会在不经意间弱化劳动者的概念，进而使得人格权受损。我们应该把“共享用工”看成一种灵活用工的方式，这不仅是一种应急措施，也是一种趋势，未来越来越多的人将有机会把主要精力集中在自己最擅长的事情上，而并不一定要和某一家企业捆绑在一起。

　　2月17日，哈啰出行宣布，哈啰单车、助力车事业部将在全国多省市开放8000个车辆运维岗位，包括车辆调度员、“单车猎人”等，供因疫情暂时停工的人群选择。

　　在武汉律师张庆华看来，对于“共享用工”，风险主要在于劳务关系的认定。劳务关系，是指提供劳务的一方为需要的一方以劳动形式提供劳动活动，而需要方支付约定报酬的社会关系。“共享用工”与用工企业专门签订了劳务合同，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劳务安排都是由原企业统一安排，并由原企业统一收取劳务费用，再分发给员工，这与典型的劳务关系存在差异。

　　张庆华认为，目前“共享用工”大多属于跨行业借调用工的模式，即社保仍由原单位缴纳，工资由借用单位承担并由原单位负责发放。

　　对于“共享用工”模式下的三个参与方而言，其法律风险各不相同。为了避免可能带来的风险，现用工企业应与员工原企业和员工均签订好相关协议，约定清楚权利义务、风险责任承担等问题，核实原企业的工伤、医疗等保险的参保情况，并对员工进行必要的岗前培训，通过筛选确定身体素质、工作能力等方面是否符合岗位要求。此外，还应为其购买商业保险，防范可能存在的风险。

　　安徽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运书说，“共享用工”不是法律上的定义或用语，从其体现出的法律关系来看，与大家熟悉的劳务派遣、劳务外包较为类似。国际上，在一些人才高度流动的经济体中，“共享用工”是一种常态化用工形式。而在我国，“共享用工”是一个新生事物。为了能够真正发挥好新模式的作用，建议法院、劳动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等能够就当前形势给出指导意见，打消各方的后顾之忧，在切实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同时，帮助更多的困难企业结伴前行，共渡难关。